我们党是在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中成长、发展和壮大起来的，许多优秀的共产党员善于做群众工作，是群众的“贴心人”。闽南农民运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的朱思就是其中一个代表。
朱思（1905—1930年），原名朱锦联，福建省平和县九峰镇复兴茶洋人，1926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历任平和县农民协会秘书长、中共平和县委副书记、代理书记、中共惠安县委书记等职。1929年12月在惠安开展革命活动时被捕。1930年秋，因病情恶化牺牲在国民党监狱中，时年25岁。
青年朱思在集美求学时开始接受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，立志投身革命、救国救民的他改名为“朱思”。1926年春，毕业后的朱思到九峰奎文小学担任教员。教书育人之余，他经常到附近的乡村访贫问苦、作社会调查，探究农民贫穷困苦的根源，深切地感受到劳苦大众生活的艰辛及他们对摧毁旧制度的强烈渴望。他就从讲历史故事、教唱山歌入手，用大家喜闻乐见的事例向农民讲解为什么受苦受难，告诉大家不是农民命贱、富人命贵，而是有的人劳而不获，有的人不劳而获；劳苦大众只有组织起来才有力量，才能翻身解放过上好日子。许多农友听了朱思深入浅出的讲解，若有所思，心头的疑惑渐次解开。郑维山、杨文元、朱赞襄等进步青年，九和中学的学生和县城的年轻店员、理发员常聚集在朱思周围。朱思组织大家阅读进步书刊，交流思想，为平和开展农民运动准备了人才，打下坚实的群众基础。
1926年10月，朱积垒以国民党农民部特派员的公开身份回平和开展革命活动后，朱思积极主动协助朱积垒开展农民运动工作。1927年9月，中共平和县委员会和平和县农民协会在长乐下坪成立，朱思任县委副书记兼农会秘书长。他以县农民协会成立为契机，继续用教书作掩护，走遍崎岭乡村村户户，秘密串联，公开发动，不断把农民运动向前推进。经过努力，全乡农民运动蓬勃发展，相继建立了13个农会小组，并于1928年1月6日成立了崎岭乡农民协会。一份真心一份情，在共同的生活和战斗中，朱思和崎岭人民情同鱼水，亲如骨肉。除夕晚上，淳朴的左邻右舍上门给面容消瘦的朱思和他的战友们送来甜粿、年糕。
在农运斗争中，朱思敢于为民请命，用真干实干打动人民群众的心。1928年春节大年初一，彭溪山下村发生了一起误伤致死人命的案件。县衙的人前呼后拥地来办案，又要重施伎俩向事主勒索大批钱财。朱思认为农会理应挺身而出，抗击贪官污吏。他当即领着百余农友赶到山下村，提出农友的事情由农会自己来解决，并义正词严地驳斥了贪官的谬论，把县衙的人轰出村去。尔后，朱思耐心调解双方事主，妥善处理了这一案件，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。大家都说：官府办案要酒肉款待，耗尽钱财；农会真心实意替大家办事，公平合理，参加农会我们就有“主心骨”了。这之后，农会在老百姓中的威信越来越高，就连夫妻口角、兄弟吵嘴以及婚丧喜庆都主动找到农会来。农历正月十三日，是崎岭的传统节日，圩场里人山人海，热闹非凡。两个平时就鱼肉百姓的捐棍扭住一位老菜农，硬要把尚未出售的一担菜拿去抵扣捐税。在周围带着几个农友做宣传活动的朱思目睹这种情景，异常气愤，立刻上前论理。那两个捐棍理屈词穷，恼羞成怒把老菜农推倒在地上。朱思怒火中烧，招呼农友们一拥而上，把捐棍痛打一顿，扔进天河堂前的大池塘里。打那以后，捐棍们再也不敢出来乱收捐税了。朱思还因势利导，根据群众要求，代表农民协会提出减租减息，赦免“新娘捐”“猪公捐”等苛捐杂税，给贪官污吏以致命打击。
正是有了这么多像朱思这样的劳苦大众“贴心人”，崎岭乡乃至平和县的农民运动才搞得有声有色，八闽第一枪——“平和暴动”才能震古烁今，揭开了“福建农民自动夺取政权的第一幕”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