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诗祖屈原》是萧叔言先生对屈原和《楚辞》长期探索和研究的成果，是一部既有学术性、又有普及性的著作。拜读之，颇有感触。
我国素称为“诗的国度”。两千多年前分别诞生在黄河流域的《诗经》和长江流域的《楚辞》，是我国古代诗歌的两大奠基石，一直是历代学者关注和研究的对象。《诗经》被尊称为六经之一，自不必说。《楚辞》则自屈原去世之后，“楚人高其行义，玮其文采，以相教传”（王逸《楚辞章句·离骚序》）。故称屈原为“诗祖”，当然是不错的。1996年，三联书店出版中华文库，其中就有毛庆先生的《诗祖涅槃——屈原和他的诗》。
刘勰在《文心雕龙·辨骚篇》中开首便写道：“自风雅寝声，莫或抽绪，奇文郁起，其离骚哉！固已轩翥诗人之后，奋飞辞家之前。岂去圣之未远，而楚人之多才乎？”高度评价楚辞的文学成就。两千年间，研究者代不乏人。只是由于历代战乱和灾害，更有人为的焚书，使得古书大量失传，前人有“百不存一”的感慨。据马茂元1985年主编的《楚辞研究集成·楚辞要籍解题》附录《楚辞专着目录》统计，在235种专着中，从汉至清的楚辞专着尚存132种，其余102种为民国后的学者所着。
自上世纪80年代之后，随着中国屈原学会成立，楚辞研究进入了一个高潮期。周建中先生曾统计过，相关专着每年出版量达30至50部之多。他在《五百种楚辞着作提要》前言中说，至2008年已有1200余种楚辞着作问世，也就是说，在二十多年间，楚辞着作增加了近千种。这自然在一个方面显示了今日学术之繁荣，但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，在如此众多的楚辞论着中，如何使得自己的着作能够经得起历史的检验，并引起读者的关注，从而推动这一领域研究的深入开展，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。
萧叔言先生在着作的后记中，自述了从中学时代与楚辞结缘，受名师指点，而后终生喜爱楚辞。及至退休之后，他又重拾旧好，并在传承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氛围中，希望尽自己的一份努力，“在学术性与可读性，研究性与普及性之间，找到一种传播方式”。作者的初衷是十分可贵的，他为此而采用问答的形式，列出十六个专题进行讨论，其中以屈原的生平、作品、意义三个部分对屈原及其作品，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等作了较全面、系统的论述与介绍。又专列第四部分“屈原研究及其他”，评述了长达两千年的楚辞研究概况，这样使读者对楚辞作品、楚辞研究史都有了一个比较整体的认识，这种探索是很有意义的。
从整体上看，本书体现的是一种平实的文风，言必有据，不尚空谈，不作无根据的揣测和臆想，这种求实的精神值得提倡。在这些年的楚辞研究中，我们也看到另一种情况，有的人在研究中，有意无意地曲解屈作的原意，制造一些耸人听闻的说法，以吸引读者的眼球，使屈学研究庸俗化。这种歪风必须坚决予以反对。
其次，书中对屈原的生平及其作品的创作实地考察中，能够做到不因袭成说，择善而从。楚辞是两千多年前的文学作品，距今十分遥远；诗句中也有许多古代文字和楚方言，要达到准确理解并不容易。作者在分析中能够多方探索资料，择善而从，给人以启发，这对于理解作品的内容，是很有意义的。书中对于屈原的人格理想以及对后代影响的分析也比较到位，应当从中学习什么，继承什么，这些方面的讨论，对初学者也是有启发的。
在相关楚辞研究史方面，可以看出作者具有比较深厚的旧学功底，其对历代楚辞研究中的主要传世之作，评论中之褒贬，也是比较客观公正的，研究史的脉络也比较清楚，确实可以作为初学者的入门之学。
从上述几方面可以看出，本书的撰写基本上达到了作者的初衷。
当然，新时期以来的楚辞研究硕果累累，不仅数量上洋洋大观，更重要的是新方法的应用、新材料的发现（尤其是大量先秦楚简、楚文物的发现）、多学科的综合考察，有组织有系统大型研究项目的攻关，都使得上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楚辞研究站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基点上。本书作者在这方面可能还缺乏必要的了解，是一个明显的不足。因最前沿的研究成果，也正应该让初学者有所了解，这样就能够提高其接受和研究的兴趣。况且如作者所言，希望本书能够兼具学术性与研究性。但是如果缺少对新时期以来楚辞研究与发展的清晰了解与认知，自然就会使研究成果的价值打了折扣。该书后面所附的几本书，还并不能让人了解当今楚辞研究的概貌。
其次，书中涉及大量史事，其中许多还是有争议的，在介绍时应采取比较审慎的态度。如关于吴起相楚实行变法，究竟有多长时间，争议颇大。书中认定为十年，则依据不足。诸如此类不妨介绍几种不同的说法。类似的问题尚有一些，如有机会重印，建议做必要的修订。
《诗祖屈原》瑕不掩瑜，作者以其通俗、平实的文风，为屈原及其作品作了普及性的评传和解读，为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作了不懈的探索，这种可贵的精神值得赞赏。
2017-4-7 A10 | 太湖周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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